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美元自身的特里芬难题，但中国却被其当做一个显而易见的敌人。

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了质变。

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创造能力的推动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 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千克银子为3600元人民币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能让人晕倒。我不是要比较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而是希望强调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家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家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家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

在这本书中，我们就来谈谈财富这个话题。当然，财富创造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此前的外循环不过是在中美发展差距巨大、分工格局更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得以有机会完成的规定动作。

针对能源、资源、交通、环境等的使用，向使用主体征收专项资金，并按照一定政策目标建立起相应的返还机制，在一征一返的过程中为政府实现愿景提供有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由于有持续的现金流作为征收专项资金的标的物，因此可以将其抵押生成货币。脱离问题的本质进行争论，既无益于凝聚共识，更不利于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只要人民币不再依赖于外汇，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将自然实现开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甚至开始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向世界输出资本，使原本互补的资本—劳动全球分工格局遭到破坏。

由此可见，外循环虽为中国带来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但同时也将中国锁定在全球分工格局的低端环节。三、内循环的底层架构 一旦外循环经济解体，中国未来势必回归内循环经济。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分工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式微，而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制造业的衰退会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美国的军工产业发展，而军工产业是维持美元全球货币地位的重要工具。贸易的网络特征决定了，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所需货币数量将以更大的比例增加。从长远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影响美国的市场规模，导致原有的驱动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动能弱化。中国当初被选中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可与美国的生产要素形成互补。

第二，通过发明政策性财政工具增加驱动货币的抵押品。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中国市场势必削弱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迫使发达国家为竞争中国市场而展开竞争，全球竞争格局将因此发生扭转。2.市场规模与财富分配 相对资本创造，巨大的内需对于内循环的形成更加重要。结果直观可见，对外开放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货币创造却因隐秘而鲜被提及。

由于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极其广泛，一旦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元所造成的冲击会比多数人的预估大得多，无序超发的美元可能突然供大于求，世界货币体系无预警解体的风险会因此增加。相对而言，改革带来的流通货币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由于前者过于耀眼而被遮蔽，远未获得与前者同等的关注和理解。

事实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超出了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最初设想，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底层架构——中国的基础货币生成机制。一旦外资无法进入，虽然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可以保持主场之利，但却不可能成为全球资本参与竞技的奥运会。

其中，产品的种类取决于发明和创新，在这一环节中，资本起决定作用——资本充裕的一方获得的资本价格更低，能够支持更长周期、更大风险的投资，进而把固定成本压到最低。随后，这一被归纳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构想被中央纳入沿海发展战略。真正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内部动力的是1989年始于深圳且1992年向全国推广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一金融制度后期被冠以土地财政之名，通过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为随后的经济增长创造巨额的流通货币，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实，从流通货币的角度来看，引致这一拐点的改革出现得更早。纵观中国历史，只要经济发展进入开放周期，就会出现大规模顺差，与能够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相比，中国对货币似乎有着永不餍足的嗜求。一方面，巨大的增量财富流向与资本有关的产业。

再如，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向冲击，很多人认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把中国经济带回高速增长，但实际上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与之前的土地财政一脉相承的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大量沉淀资本经此途径进入市场，不仅构成了房地产市场最初的资本来源，且通过房地产抵押贷款源源不断地创造流通货币，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货币不足的问题。央行发债（或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发债）投入长周期、低收益、无风险以及具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以其收入付息。

二是取决于内部市场是否大于外部市场，同时要兼顾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外部选择和主要矛盾，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会体现出多重复合的面貌。不是退出国际比赛，而是通过增设主场参加更高维度的比赛。

原本两头在外的外循环中的一头——资本开始摆脱对外依赖。央行发行（或购买）以中央政府财政作为背书的国债，中央政府财政的自由现金流部分要确保利息偿付。

实际上，社会总财富是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和。显然，收税的范围越广，市场上所需要的美元就越多。根据斯密—杨格定理，分工与市场规模存在相互创造的动态关系。公与私的关系，类似于路和车的关系，路越好，因为车不同而对财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就越小。

即使技术暂时落后，资本和市场的领先者最终将实现追赶。中国在资本阶梯上的迅速攀升使美国通过美债—美元融资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国际力量对比呈现趋势性变迁。

如果在全球化背景下把产业链进行拆分和空间重组，这一两难问题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外包低收入就业岗位，将制造成本压到最低。从中国来看，中国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状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从需求侧看，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是决定市场规模的两个最主要的变量。纵观经济史，双循环才是经济的常态，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

交易范围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使大国的经济增长在实物货币时代受到更大的约束。目前，针对扩大内需的研究过于强调个人消费而忽略了集体消费。主流经济学长期将对外开放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使国内舆论对内循环具有天然恐惧。历史上，中国试图回到贵金属（明朝）和实物（计划经济）进而重建内生货币的尝试已被证明是失败的。

其次，中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巨大的生产规模使其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虽然中国在人口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但内需长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影响市场规模的另一变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缓慢。

反之则资本价格提高，资本分得较多剩余。因此，完成内循环的关键，一是解决资本内生，二是培育本地市场。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很多研究将其归结为中国于2002年加入WTO，但事实上，2007年之后，中国贸易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对未来的中国而言，最主要的挑战还是如何将外循环的两头——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从客场变为主场。